李辉，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至1987年在《北京晚报》工作，现在《人民日报》编辑文艺副刊。以传记和随笔写作为主，主要作品有历史纪实《文坛悲歌——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、传记《人在漩涡——黄苗子与郁风》、随笔《沧桑看云》、译著《走进中国》等，出版有5卷本《李辉文集》。另著有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10种、主编“金蔷薇随笔丛书”20种、“沧桑文丛”24种、“历史备忘书系”6种、参与策划“火凤凰文库”24种。

和李辉神交已久，BP过他几次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来了朋友，就餐地点选在人民日报附近，等他的声音飘过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在上海了。当时我只能以钱钟书先生的那句名言安抚自己：吃过了鸡蛋不一定非要见到下蛋的鸡。

但李辉在我的心中，套用一句俗话：一直是一个谜——我的意思是——这么一个人，不往前走，老往后瞅，整天呆在故纸堆里，累不累啊?正巧最近中央电视台连续两次播放由他总策划并总撰稿的8集纪录片《在历史现场——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》，想想，不见他是不行了，于是，终于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。

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声音不高，也很少有“啊呀哟哎”之类的语气助词，但有思想、有魅力，是块当老师的料。

果然，他自己招了，在考上大学之前，在湖北随县(今随州市)做过一段孩子王，且是班主任。

一定要上南方的大学

童年的李辉是在小镇度过的，非书香门第出身的他，与什么样的书有过第一次的亲密接触，现在可能没什么印象了。若说有印象，那就是《说唐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，再就是翻得毛边的小人书。在那个闭塞的小镇，不知他是否胸怀天下，反正从他一到别人家就对贴在墙上的《参考消息》感兴趣这一点来说，故乡的山水拴不住他青春的脚步。

李辉改变命运的方式，和他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——高考。那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恢复高考，当时他还带一个高中班，年龄也不比弟子们大几岁。自小对南方山水情有独钟的他，报志愿时也没有冷落那一片蓊郁与青翠。前三个志愿都给了南方，第一志愿：上海复旦大学，第二志愿：江苏的南京大学，第三个志愿：广州的中山大学。

1978年2月，一张上海复旦的录取通知书，做了他命运之船最美的白帆。

李辉考上复旦，和同龄人相比，他是幸运的，然而，23年后，从他感恩的目光里，我能猜出，他最大的幸运：遇上了学界名宿贾植芳。他自己的话最有说服力了——

“每个礼拜都要到他家里去，在他那儿吃饭，和他聊天。我最早对文学史的了解，对巴金先生的研究都是从他那儿来的，那时候，贾先生和他们的朋友聚会，我也跟着一块去，二、三年级时，上海的文人已成了我的熟人……”

晚报情结

李辉1982年毕业分配到《北京晚报》工作，虽然现在他已名声不小，但一谈到晚报，他的眼里露出的是一副谦逊与感激的目光：“在我个人十几年的报纸副刊编辑生涯中， 1982年至1987年在《北京晚报》工作的时间，无疑令我留恋。”

那是一段有趣的日子，那时报社没有传真，长途电话也难打，所有稿件都需要用电报去送。那时，《新民晚报》与《羊城晚报》在北京没有工作站，所以，许多有价值的文化新闻，李辉都必需“一鱼三吃”：“我每天晚上写完某一活动的报道，首先骑着摩托车赶到位于西单的北京电报局，取出电报纸，一格一格地把消息抄录，交给电报员，由他们发往上海和广州……”

李辉的许多文章有不少是发在晚报上的，现在，大多写的是专栏文章，最近，他新出的一本集子，就是五年来发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的所发文章的一次“集体出操”。

在别人的故事里探险

属相为“孙悟空”的李辉，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个做学问的人，就是采访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正襟危坐，而是在椅子里晃来晃去，这点对与他同一生肖的我来说，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感觉。但他的学问却又做得扎实，那一篇又一篇见人物、见性情、见风格的访谈，那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剖析，使你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视界之广度、洞察之深度。

我一直想搞清楚，他为何对那段历史情有独钟?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间的事。如果要找理由，他能找到很多，但他的回答 ——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就是：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!还是把李辉的原话再温习一遍吧：“新世纪还是要找回历史，10年20年30年，中国生活是那些具体的东西，我们老是讲历史悠久，但展示给人的却是粗得不能再粗的事件，而对人的心灵层次的东西剖析得却太少……”

在那些有争议的人物故事里，李辉的那一只笔，无法做出轻松旅行状，而只能是探雷器，是一次次心灵的探险。

李辉的笔，也许难以完全挑开历史厚重的帷幕，但它却有他的独特视角和方式——通过它，你可以迅速抵达一大批文化人气象万千的心灵，在邓拓、吴晗、老舍、胡风、萧乾、丁玲、沈从文…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后面，有着说不尽的人间恩怨、沧桑冷暖。

让历史生动起来

李辉很有一套烹文煮字的功夫，但他还是感到有些不足，那就是，在这个读书时代，光凭文字还有些单一，于是他就与大象出版社合作，推出10本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，这套书无论装帧设计，还是内容裁取，都给人以图文并茂的印象。从他个人创作的作品，到他策划主编的多种丛书，他俨然已在出版界成为一个具有实力的品牌。

从开头所提到的电视专题片，到现在正在书店里摆放的这一套的书籍，我们能够看出，李辉正在默默地做着一种努力，那就是，在这个电影、电视、光盘等主导消费的时代，历史可以与它们进行美而生动的对接。

如果哪一天，李辉的书出了VCD，甚至用FLASH(动漫)的效果表现出来，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，那样可以使历史变得愈发生动起来。

与李辉有关

游泳

原来是个旱鸭子，1989年才开始学，特别喜欢，现在每周一般游两次，全身都能得到运动，多好啊，冬天也游(野外吗?)噢，不，在游泳馆里。

桥牌

曾在人民大会堂比赛过，特气氛的那种。拿过两次小组第一。

跳舞

小学时就参加宣传队了， (是那种手向前伸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宣传队?李辉没回答，因为我也没张口问)中学、大学是校舞蹈队的，还是田径队的，100米11秒 9，可以吧。现在还爱跳舞，最爱蹦DISCO。

旅游

最爱旅游了。别人去的地方我去，别人不去的地方我也去。有一年在张家界，和邵燕祥、叶兆言等人走在另一条路上，走着走着，眼前的雾越来越浓，我就啊啊啊地喊，你看那雾就慢慢地慢慢地往四处扩散，一缕一缕的，像逃课的小学生……

看月亮

我一直有一种爱玩的心态，我对聊天的热爱，使我有更多的朋友，更多的观点与观点碰撞的机会。有时晚上十一、二点了，我就和朋友们一块看月亮(久违的月亮，久违的看月亮的心情，他文字的明快与疏朗，是否就是纸上的月光?)。

封面浓缩的历史——读李辉的《封面中国》
潘启雯 光明观察 2007-6-13

从1923年创刊以来，每期《时代》杂志都会以一个知名人物作为封面。有人曾说，那些经常出现在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封面的人物，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。透过《时代》杂志封面上曾出现过的中国人物，我们看到的是别致的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。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“2006年最佳散文家”的获得者李辉，他的新书《封面中国》（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），其副题为“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（1923～1946）”，就是以《时代》杂志封面人物为引，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，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，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实地解析人心和政治风云。

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，亨利·R·卢斯在中国出生长大，这使他对中国一直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感情。及至他创办《时代》杂志之后，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。因此，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宋子文等人渐次登上了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，而他们所牵扯出的中国故事也成为李辉挖掘的历史。显然，李辉的写作早有定案，他努力摆脱了为人们所熟知的习惯话语，以锐意求新的姿态将23年间的中国现代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。

《时代》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，它们代表着当时的社会、政治、文艺和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但《时代》有一个观点，上封面的人必须是新闻事件的制造者。第一个成为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，时间在1924年。此时，他的权力正处在巅峰，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。从此，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，都浓缩着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，并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。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溥仪乃至以后出现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彪、刘少奇、江青、邓小平等，都曾作为新闻事件的制造者、历史的影响者而上了封面。1941年选择的是陈诚，为什么选他呢？就因为当时陈诚被传言是蒋介石内定的接班人。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，但与中国事件有关，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、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，等等。

为此，《封面中国》映衬了当时的中国局势，关注着那一刻发生的重大事件，记录的是沧桑变幻和人物沉浮。但为什么这一历史叙述结束在1946年？在作者看来，1946年至关重要。这一年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，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；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，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。另外，在这一年，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，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破裂。

这些旧闻旧事、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，融入了讲述者的感情，也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。实际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历史在生活，只是作为生物的人对于记忆是有选择性的，很多人都有健忘症——而李辉的写作不啻于一种痛感的提醒。

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的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，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。但本书更像是一本研读民国历史的手记，而其文体也是散文（历史散文），作者的感怀不时见诸对历史的追述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封面中国》的体例倒是与林达的《带一本书去巴黎》和《西班牙旅行笔记》有些相像，“（散）文以载史”，灵动之中显出凝重，诗情之中糅入史意，自是别有一番风致。

封面浓缩的历史

2007年05月18日　 金华日报 第十一版

李辉的《封面中国》以一种独特的外国人视角关照中国历史，其副题为“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（1923～1946）”，它以《时代》周刊的封面人物为焦点，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以写传记闻名的作家李辉认为，19世纪西方是以传教方式影响中国，进入20世纪后是以新闻方式影响中国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新闻的通讯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，有电报、电话，派驻中国的记者就多起来。在1949年以前，外国记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，对革命、战争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，这其中《时代》周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而《时代》为什么那么关注中国？这与《时代》的创办人卢斯的背景有关系。

卢斯是一个传教士的后代，他的父亲路思义跟司徒雷登同船来到中国，后来也是司徒雷登的副手，担任过燕京大学的副校长。卢斯在父母到中国几个月后出生在山东，他14岁时才离开中国，很了解中国。卢斯是一个基督徒，1927年他全力支持蒋介石和宋美龄，就因为他们夫妇是基督徒。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，认为美国应该干预中日冲突，他曾反对罗斯福开始奉行的中立政策。卢斯聘任的国际编辑，很多也是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。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，《时代》的影响已经很大，宋子文早就自己订阅《时代》，宋庆龄、宋美龄都是留美的，也是《时代》的读者。

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，它们代表着当时的社会、政治、文艺和生活的方方面面。《时代》有一个观点，上封面的人必须是新闻事件的制造者。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溥仪乃至以后出现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彪、刘少奇、江青、邓小平等，都曾作为新闻事件的制造者、历史的影响者而上了封面。1941 年选择的是陈诚，为什么选他呢？就因为当时陈诚被传言是蒋介石内定的接班人。

李辉认为，我们看待历史，不能有简单化的结论，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徒有枯燥观点的历史书。他很喜欢搜集档案，建立于档案史料基础上的史书才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有细节的历史才是好看的。

为什么这一历史叙述结束在1946年？在李辉看来，1946年至关重要。这一年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，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；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，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。另外，在这一年，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，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破裂。
《最后的文化贵族（第一辑）》收自南方都市报的“大家访谈”栏目，采访对象为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，平均年龄85岁以上，他们以深厚的学养，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，诠释一个时代，代表一种精神。这些被喻为中国“最后的文化贵族”的人是：周有光、王世襄、杨宪益、黄苗子郁风夫妇、黄永玉、丁聪、周汝昌、沈昌文、钟叔河、文洁若，等等。

陈子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，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，张爱玲、董桥等一批作家都是他挖掘出来介绍给读者的。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，他和海内外许多文化名人、作家和学者来往密切，他的《素描》一书记录了巴金、夏衍、施蛰存、周而复、余光中、夏志清、王蒙、陈村、苏童等人物的印象。书分为两卷，上卷《怀念篇》，下卷《交游篇》。上卷发人深思的语句很多，相比之下，下卷中记录的人物最多觉得好玩而已，如他写王蒙是个爱猫的人，苏童爱笑等等。

杭州学人傅国涌近年来出书挺快，大多关注民国时期的历史与人物。他的新作《民国年间的那人这事》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，展现了100多个民国人物如蔡锷、辜鸿铭、胡适、汪精卫、徐志摩等人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。民国人物的传奇轶事是当下出书的一个热点，相关图书不少，很多主人公都是重复的，但故事却各有不同。

很大程度上，美利坚的历史都是由无数的豪门家族决定的。《主宰美国的豪门世家》讲述了11个最著名、最具戏剧性的美国豪门，政治方面有亚当斯家族、罗斯福家族、肯尼迪家族，以及今天仍在主持白宫的布什家族，而凡德比尔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则影响着美国的经济生活、建筑风格，还有独一无二的慈善事业。亨利· 福特和他的后人创建和领导的企业，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：他们大批量的汽车生产奠定了人类机械化的基石。作者在末章提出“21世纪还会有美国豪门家族吗？” 他列出了三个候选项：沃尔顿家族、盖茨家族和克林顿家族，最后者，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希拉里能否竞选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总统。 （叶 骏）

那些《时代》封面上的中国脸孔

南方周末　 　2007-08-02
　　
　　 □米格
　　
　　 李辉先生这本历史随笔结集，历数1923至1946年间出现在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，配合大量历史文献资料，梳理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民国画像。那是吴佩孚、蒋介石夫妇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宋子文、溥仪等站在聚光灯下的年代，古老的民族与新生的国家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未来。而几位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封面人物“飞虎”将军陈纳德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、调停国共冲突总统特使马歇尔，既从世界层面上拓宽了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识，又让人因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被连年战事摧毁而叹息。
　　 作者的封面故事止于1946年，是因为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更替：国民党败北，共产党登台，马歇尔调停无功而返，中共与美国关系破裂，“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”。这些历史性的变化，值得另成一书，属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的历史开始了。作者甚至希望未来能续写封面故事，每十年一卷，但克罗齐说过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改变成见固然艰难，在作者身处的当世客观地写作也不容易，当代史或许是更难找出真相的。
　　 历史往往由那些毁灭了英雄的人而非英雄本身所书写。“官定历史”固然应当引起具有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的警惕与审视，但媒体的记录又何尝不存在润色、粉饰和偏差。由生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之子亨利·卢斯创办的《时代》，其英文名字“TIME”，原意仅仅是尽可能地提供丰富的信息以节约读者的时间，却无意中以一个个时间的碎片、人物的故事拼成了时代的广阔图景。于是我们在阅读今日中国如何描述自己的过去与外面的世界时，也可以换一个角度，看看外面的世界曾如何描绘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梦想、苦难与挫折。

《时代》和中国进程
2007年6月5日《扬子晚报》

　《封面中国》　　李辉 著 东方出版社
　　《时代》杂志对人类现代生活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，尽管它每期的封面人物的角色都不尽相同，有政坛大腕，有商界大贾，也有像特蕾莎修女这样值得尊敬的普通人，还有春树和李宇春这样的一夜成名却又代表了某种社会思潮的人物。

　　这本书讲述的就是《时代》杂志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。这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，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，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：他(她)什么时候出现?为什么选择了他(她)?他(她)又是如何被描述的?将近80年时间里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：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溥仪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陈立夫、陈诚、吴国桢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罗瑞卿、陈毅、李富春、邓小平等。在他们中间，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邓小平、周恩来，其余均为1次。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，但与中国事件有关，故也可归于此列，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、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、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、 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。

　　作者李辉对于近代史的学养世人皆知，他沿着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线索，走进民国史，解读民国史。在数十年的历史跨度中，他先后选择了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宋美龄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溥仪、汪精卫、陈诚、史迪威、宋子文、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，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。采取以翻译并摘录《时代》报道原文，与当事人回忆录、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，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。

　　《时代》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，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，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，代表着科技与艺术，代表着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。如果从过去可以推知未来，那么《时代》的读者们确信，《时代》的封面不仅仅会继续关注所有重大的事件，关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探索，还将会继续展现这个世界上知名的人物，名扬天下的或者臭名昭著的，直到这本刊物告别读者。

让历史的现场更清晰《封面中国》

北京青年报：07/06/06

　　■书名：《封面中国》

　　■著者：李辉

　　■出版：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

　　■读家：汪凌

　　■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★☆

　　■一句话点评：李辉打开了一扇曾经紧闭的门户，让我们看到，当中国发生着改革和革命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大势是如何的。

　　一个人读书时间长了，无形中渐渐会形成一定的兴趣视野，那些与兴趣契合、能会心会意的人事，自然进入眼中；而兴趣之外的话题，可能瞄一两眼，却不会去深究。实际上，久而久之，也许在某个领域有所积累，可是，也会由此忽略了别处的风景，有时候，难免就对学识造成了某种粘滞。这是我自己的心得，也是读过李辉《封面中国》后的感触，因为它将我带到一个相当陌生的境遇当中。

　　美国《时代》和《生活》周刊的老板卢斯，是一位传教士的后代，在中国山东度过他的童年时代。1923年他创立《时代》，后来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。在它的全球视野里，因为卢斯的中国情结，在创刊第二年，中国便出现在《时代》的封面上，截止到2003年春天，上了《时代》封面的中国人物约五十多人。如李辉所言：“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，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。”

　　在《封面中国》，历史叙述则被限制在中国抗战胜利为止。从北洋军阀吴佩孚起，那些几十年来对中国现代史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军政界人物，次第出现在《时代》和《生活》的封面与内页，冯玉祥、阎锡山、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、溥仪、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、汪精卫、毛泽东、周恩来……同时，还有那些参与了中国政局的外国人（主要是美国人）。到 1949年，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《时代》封面上。这些人、事被放在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下，中国政治格局的变迁、中国军政强人的兴灭、中国军队的面貌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吞并野心，苏联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瓜分，美国对中国事务的政策和干预，美国军政界几位“中国通”在中国的遭际，等等，尽现于眼前。可以说，对中国近现代史，尤其抗战史的理解，《时代》提供了来自国际一方的补充。在书中，李辉打开了一扇曾经紧闭的门户，让我们看到，当中国发生着改革和革命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大势是如何的。在这个世界大势中，中国不再是“全部”，只是世界的“局部”。

　　比如《太平洋，看此番云聚云散》，从卢斯访问重庆起笔，这已是中国军队浴血抗战的第四个年头。这一年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希特勒入侵苏联，日本突袭珍珠港，一直孤立无援的中国终于和英美结盟、蒋介石一度被推到“大国巨头”的位置。然而暗潮在涌动，河南大饥荒和国民党腐败被曝光，美军驻华将领与蒋宋矛盾激化，国共冲突加剧、中国战区不再成为主战场……特别是，来自《时代》著名记者白修德之手的特写和报道，尤其若干篇侥幸逃脱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，于是，腐败的一角被掀开，宋美龄游历美国苦心经营的蒋宋光环被打破。

　　“老中国通”和“花生米”的冲突尤有意味。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派来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，这是一位曾在中国前后待过六七年的“老中国通”，深入接触过中国社会，了解中国，也了解中国军队的将领和士兵。身负重任的他重返中国后，却对蒋介石印象不佳，在日记里给蒋起了绰号“花生米”———美国俚语指野心大而能力差之人。最终，冲突以史迪威被召回而结束。其间，史迪威将军那首让人捧腹的诗作，那个极其缺乏策略的通报，等等，都让我们为历史进程中某些场景的吊诡而慨叹。正如李辉所引述的另一种假设，如果“老中国通”和“花生米”一开始就合作愉快，如果“老中国通”没有激怒 “花生米”，中国现代史的进程将会怎样？这些仿佛极具个人色彩的偶然性，却因出现在关键时刻，导致了个人和大局的转变。

在这些历史事件的篇章中，许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，有的和政局有关，有的纯粹和生活有关，还有的只和个人爱好有关，却使每个相关人物的个性因此而凸显出来。正是这些丰富的细节，以及在其中生动着的人物，将历史的骨架填补得血肉丰满、栩栩如生。你能感到，这些细碎的片段，仿佛不经意地散落各处，然而，当大局已定，回头审视却发现，它们左右了、影响了历史的前进，堆积起历史学家笔下一个个“大事纪”。当年活跃在历史现场的《时代》记者们，记述了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；李辉敏锐地注意到了它们，摘录下来，重新放到我们熟悉的历史框架中，进行审视。

　　《时代》关注细节，将单个的人物命运与对历史的宏大述说结合起来；李辉则将细节当中的“空档”，一一用史实填补、连缀起来———大量的前期案头工作，反映在文字中，也许就是那么几行呢，却使历史的现场清晰起来了；而对历史的态度，对现场人事的观察，对历史进程的思考，也散落于叙述中那些发人深思的省察当中。

黑龙江日报报业日团 2007-06/03《生活报》

【三十一版】/要闻焦点
《封面中国》
《时代》讲述中国往事

一泓秋水

　 《时代》周刊所讲述的中国故事，在李辉笔下获得了新生。李辉所选取的时间段是从《时代》刚开始创办的1923年到1946年，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。

　亨利·R·卢斯在中国出生长大，这使他对中国一直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感情。他创办《时代》周刊之后，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。因此，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宋子文等人渐次登上了时代的封面，而他们所牵扯出的中国故事也成为李辉挖掘的历史。显然，李辉的写作早有定案，他努力摆脱了为人们所熟知的习惯话语，以锐意求新的姿态将23年间的中国现代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。

　 正如李辉展示的那样，《时代》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在讲述中国，作为老板的卢斯，与作为名记者的白修德发生了冲突。卢斯对蒋介石持支持态度，而白修德对蒋介石的态度是批判性的。

　 1945年9月3日的《时代》再次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进行报道，卢斯让国际编辑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的稿子中，对蒋介石有大量的溢美之词，这样的改写激怒了白修德，他给卢斯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抨击国民党领导层，并对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好感，说自己在延安地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体制的明显特征，中国共产党不能被视为敌人。另一名驻中国记者贾安娜也站在白修德一边。

　其后，卢斯重访中国，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会面并重返儿时生活过的胶东。但是，这并没有改变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，最终，他与白修德的关系决裂。白修德最终离开了《时代》杂志。1946年，他与贾安娜合作写出《中国的惊雷》一书，严厉批评蒋介石政权。此书使卢斯大为光火，此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。因为双方政治观点的不同，老板与名记者势同水火，也是美国新闻史上的一段趣事。

书评：历史的痒痒肉——评《封面中国》

2007-06-10 燕赵都市报

1923年创刊的美国《时代》周刊，是一份享誉全球的杂志。该杂志有个传统，每期选取一位人物，用人物来叙述事件。1924年，吴佩孚登上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，此后，到1997年邓小平辞世的70多年间，总共有50多位中国人登上《时代》封面。文史研究者李辉先生就以这些登上《时代》封面的人物为点，以围绕着这个点发生的事为面，重新梳理了一下1924年到1949年间的近代历史。风云变幻，跃然纸上。

李辉的梳理，离不开《时代》杂志的原文，但读《时代》的引文，常让人如坠云里雾里。比如，他们说吴佩孚是个最能干的军事家，“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，在曹锟当选为‘中华民国’总统时，吴帅没有反对，据说他被买通了。”具备初步的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，吴是曹锟的得力干将，正是他把曹锟推上总统宝座的。《时代》的叙述显然与事实大相径庭。我们把这叫做硬伤。在报道1930年发生的“中原大战”时，《时代》周刊把战争的理由归纳为“南北方性格的差异”，阎锡山和冯玉祥具有北方人的性格，蒋介石和宋子文具有南方人的性格，所以他们才互不相让。撰稿人还以美国的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之间的芥蒂来做类比。这种类比很容易让美国读者理解，但他们描述出来的，只能是一种假象。我要说的是，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力求完整地还原事实，而实际情况是，他们看到的和他们所想到的，在中国人眼中，却显得那么匪夷所思。其时，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，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种无法摆脱的优越感和救世情怀，正如李辉所说：“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。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了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，而忽略了水底的巨大存在。他们只顾自己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，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，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。实际上，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。真正的导演，真正的主角，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。”

当然，这种硬伤和软伤，并不是《时代》周刊的全部，它们只占其中一部分。并且，李辉的写作显然弥补了上述不足。《时代》周刊的封面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引子，此外，李辉则是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眼光在打量这段历史。我们已经见惯了装腔作势的学者引述的各种司空见惯的资料，再看李辉的资料，就有点不适应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前，日本寻衅的真正理由是什么？李辉说，我们普遍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：日本间谍中村偷偷离开沈阳，勘察绘制满洲内地地图，被张学良的同学关玉衡捕获并秘密处决。关东军下定决心寻衅，难道就与此没有什么关系？这种史实不会损害我们抗日的正义性，它只能让历史更丰满；蒋经国在苏联时为何发表《痛斥父亲》一文，回国后又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问题，都是历史的痒痒肉，而李辉正搔到了历史的痒处，他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，让人不忍释卷。诚如2006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给李辉的颁奖词中所言，“他的文字，不求绚丽的文采或者尖锐的发现，而是以一种责任和诚意，为历史留存记忆，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。”

李辉：借用《时代》周刊
2007年06月11日 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李辉

　　以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，吴佩孚、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溥仪……为线索，为契机，大量参照外国人的回忆录和文献，进入民国史，解读民国史

　　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

　　李辉最近得了南方都市报 “华语传媒文学盛典”2006年年度散文家大奖。方家鉴定说，他“很独特”地“梳理”了历史。“梳理”这个词用多了，总觉得历史就是大姑娘的辫子。听说摄影记者要来拍照，李辉甚至开起了玩笑：要不要我梳了头才照啊？他长年累月“梳理”历史，导致头发有些稀少，快要达到“聪明绝顶”的境界了。

　　李辉得奖，是因为2006年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上的系列历史随笔“封面中国”——以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，吴佩孚、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溥仪……为线索，为契机，大量参照外国人的回忆录和文献，进入民国史，解读民国史。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，是关于1923—1946年的中国。

　　以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人物为线索，从外国记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，是不是有些讨巧呢？李辉肯定地说，当然讨巧。他认为，这恰恰是他的聪明，他的独家发明。在广州领完奖，刚刚降落到北京的李辉有些疲惫，开着玩笑自诩说：全国叫“李辉”的人一共有115850个，只有一个李辉，用了这个方法。

　　从“人物”的角度切入现代史，李辉认为这是他的“个人史”。他要学太史公之臧否人物，又要以《光荣与梦想》——一本曾经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关1930-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著作——为榜样，欲走入“历史深处”，欲以“细节”还原历史，还要进行“反思”，“文学性与新闻性相结合”，有此雄心，李辉难免步步为营，如履薄冰。幸亏他勤奋，埋头故纸堆——旁人若挑剔说他是在故纸堆里“挑挑拣拣”，他全无芥蒂：“我在资料方面下功夫下得足。”

　　李辉喜欢搜集旧刊和各类档案，从这里他看到的是历史的隐痛和人情的变故。“这20多年来所做的，主要还是填补历史细节的工作，包括写的书，主编的书，像日记丛书、书信丛书、回忆录丛书等等，大部分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补充。”与他写“封面中国”在精神上一脉相承。

　　为了写这些历史专栏，这几年他“中午一般都不休息，晚上和周末也大多用来写作”。买了各种关于民国史、外交史的辞典，花了大量时间在历史资料的搜集和阅读上，还时常请教董鼎山、杨宪益、黄苗子等老先生。

　　借用《时代》周刊，写自己的历史

　　有评论家认为，李辉是“平正之人”。而李辉所采取的叙述方式和视角，也有“平正”、从容的风格。他说，“封面中国”的故事的讲述，应该从《时代》周刊创始人——亨利·R·卢斯(Henry R. Luce)开始，此人与中国民国史渊源颇深。

　　1897年7月，卢斯的父亲、传教士路思义自愿到中国传教。他与怀孕的新婚夫人从美国出发，取道日本，坐船至上海，转至芝罘(烟台)，登陆后乘轿子前往登州，次年4月，新妇产得一子——这个生在中国的孩子，日后成为美国媒体帝国的最早缔造者之一，《时代》的创始人，同时还是《生活》、《财富》、《体育画报》等名刊的拥有者。

　　卢斯3岁时，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。14岁时，辛亥革命爆发。李辉因此认为，早年的记忆使卢斯在今后的媒体生涯中，“密切关注中国局势，并且一度深入地介入中国事务”。卢斯在政治上倾向蒋介石、宋美龄，反对日本占领中国，并且反对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。作为一个新闻人，他很早就敏感地认识到毛泽东和红军的重要性。

　　“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。”李辉说。《时代》周刊封面恰恰记录了那些“新闻制造者”。

　　1924年，直奉军阀正在交战，北洋军阀吴佩孚成为了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第一个中国人。1927年蒋介石首次出现在封面……1934年溥仪出现，“满洲国”成立……毛泽东于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，意味着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……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，伴随着‘文化大革命’的爆发……江青 1977年的出现，伴随着她的失败和“文革”的结束；1979、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，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的行程；邓小平1997 年的最后一次出现，伴随着他的去世和二十世纪即将结束；在长达六年的空白之后，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，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……”( 摘自李辉《〈时代〉问世与中国的渊源》)

　　从“抄卡片”开始

　　李辉从小喜欢看报纸。“那时很多人家都是用报纸糊墙、贴顶棚，那些旧报纸成了我阅读的对象。随父母到别人家里做客，我就爬到人家床上看贴在墙上的报纸。”

　　1977年，李辉还在湖北随县一个工厂子弟学校里当语文老师，“一直喜欢舞文弄墨——在工地上办墙报，写歌词，写演出脚本，工地上办小报……”

　　那年10月，国家恢复高考。李辉为了参加高考，和父亲发生了争执。父亲不希望他离家太远。“而我从小就喜欢看世界地图，看参考消息，喜欢看到很远的地方。”

　　他是1977年湖北考上复旦的两个大学生之一。1978年春节刚过，带着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《中国地图册》，一本绿色封皮的《世界地图册》，李辉出了平生第一趟远门，从湖北乘火车，在郑州转车，到了上海。

　　李辉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做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工作。“我和同学陈思和开始做巴金年谱的搜集、研究和编辑，为期3年。”这些“抄卡片”的工作，为他日后写作系列传记和随笔积累了充裕的资料。“开始是写《萧乾传》，1988年写《文坛悲歌——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，接下来写《沈从文与丁玲》，然后就是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问。”《和老人聊天》一书，是李辉和中国文坛最著名的长者冰心、夏衍、沈从文、巴金、萧乾、卞之琳、黄苗子、贾植芳、丁聪、王元化、汪曾祺交谈的结集，他的记录工作，在一些老人逝世后，越发显得珍贵。

　　一条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的通讯

　　1982年大学毕业，李辉到了《北京晚报》，成为中国最早的“娱乐记者”。他所在的文体组曾因率先支持流行歌曲，声援李谷一、苏小明、朱明瑛等一度受到非议的歌手，成功举办了首届“新星音乐会”而名声大震。那时他看了无数场电影和演出，可谓夜夜笙歌。威猛乐队首次来华演出，帕瓦罗蒂带着他的著名的小手帕到北京演唱，李辉拿到了他们的签名。

　　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，每当有重要消息需要向《新民晚报》和《羊城晚报》提供，李辉都是在东单的报社写完稿子，然后骑着摩托车赶到西单电报大楼，用电报发稿。

　　这一年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上，胡风被增补为文联委员，李辉想发表一篇胡风的特写。他首先想到的是思想上比较开放的《羊城晚报》。

　　夜里写完稿件，李辉照例骑着铃木50赶到电报大楼。“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篇千字特写。一页电报纸大约只有四五十个字，这封电报我足足抄了半个多小时，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。”

　　“你对争议性人物如胡风等，抱着什么样的态度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我是带着尽量客观、理性和节制的态度。胡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，带着冤屈，带着悲愤，但我不能简单地弄成‘文革’之后为受害者鸣冤叫屈，还是应该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，把知识分子本身的矛盾性客观地描述出来。

　　“实际上胡风前辈对我不满意，认为我写周扬写得太好了，对舒芜‘手下留情’了。知识分子还是有派别，有宗派的，他们那一代人怕被写成宗派。可是我觉得这没关系。可怕的是宗派之间的打压。但是把这个问题只归结到知识分子是不对的，每个人都有善和恶。人是社会的人，是社会的机制在起作用。”

李辉：寻找历史的细节
2007年06月07日 新民周刊

　　“我希望这部书是文学的，更是历史的。”

　　撰稿／燕 舞

　　“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，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。李辉是个高级陪聊者。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，让他们吐苦水，发牢骚，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，甚至美化成受难者或圣徒。”

　　一位上海批评家几年前曾这样措辞严厉地批评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著名传记作家李辉。李辉却不愿意去公开回应，因为“这样会分散精力”，他甚至谢绝了门户网站开博客的邀请，“心态要静，否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就做不了事儿”。

　　几乎是同时，李辉开始了他自认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写作。2001年7月，李辉去美国寻访《走进中国——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》的作者PeterRand教授。

　　PeterRand的父亲是1930年代美联社驻华记者，这些外国记者曾经亲历了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。李辉在 PeterRand家看到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很多珍贵资料，还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。借出1927年和1943 年的《时代》周刊后，李辉发现《时代》从1923年创刊开始每期都会选择一个配合主题的封面人物。他借阅的那两年的刊物中，正好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入选过封面人物。

　　“从1923年到20世纪末，将近80年的时间里，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《时代》封面上？”回国后数月，同事送的画册《历史的面孔——〈时代〉杂志的封面(1923-1994)》，让李辉的职业好奇进一步被刺激，他发现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：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溥仪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陈立夫、陈诚、吴国桢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罗瑞卿、陈毅、李富春、达赖、林彪、江青、邓小平等，“在他们中间，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邓小平、周恩来，其余均为一次”，“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，但与中国事件有关，故也可归于此列，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、日本天皇；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、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、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……”

　　于是，李辉开始以这些人物为线索，以编年体的方式梳理中国现代史，并加入自己的实地寻访和现实思考。这些文字自2005年开始在《收获》上以“封面中国”的专栏形式呈现。在前不久刚刚揭晓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上，李辉以此获得“2006年度散文家”奖项。近日，这些专栏文字又结集成《封面中国——美国〈时代〉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(1923-1946) 》(以下简称《封面中国》)一书。

　　上海是命运的转折点

　　笔者：《封面中国》是上海《收获》杂志的专栏文字结集，你上大学也是在复旦。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回望，上海在你的人生轨迹中是不是特别重要？

　　李辉：是，我主要的文章，长的大多发在《收获》上，短的主要发在《新民晚报》上，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也发了一些。上海是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。我曾经写过一篇《复旦这杯酒》。昨天我们同学聚会，还说如果不是恢复高考，可能我们在工厂的继续在工厂，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成就。我对恢复高考心存感激。

　　30年代文化重心南移，所以上海保存了很多文化人的资料。我和陈思和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就跟着贾植芳先生研究巴金，去上海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查二三十年代的资料。最早接触《良友画报》做的笔记一直留到现在。收集资料和编大事记，都是在上海完成的训练。所有的理解和叙述都要来源于第一手资料，这是贾先生对我们的教导。这次的《封面中国》对历史的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全面的，但是我根据我掌握的历史资料做出的判断。

　　笔者：应该说复旦是最早培养你的地方，才有你后来的厚积薄发。

　　李辉：这也不叫厚积薄发，但如果不是80年代有所准备，肯定今天写不了这本书。这些都是母校和上海带给我的。我每年都要去上海，首先要去看望贾先生，既有学业上的感激，更多是情感上的联系，贾先生对我就像对儿女一样。复旦有那么多良师益友。

　　我这些年的一点成绩和个人努力当然也有关系，但大学培养的那些兴趣是永恒的。1980年，我的第一篇文章发在《湖北日报》上，应该是最早评论复出的老诗人曾卓的文字，他是“胡风分子”。1979年，我和陈思和开始做巴金研究，最早的研究文章发在1980年的《文学评论》上，我们应该是最早谈论巴金无政府主义倾向的，依据的材料就是二三十年代他发表的那些文章，不是当时研究者引用较多的巴金1958年的文集。对巴金的研究后来又延续到萧乾、冰心、沈从文。巴金这条线和对胡风集团的研究构成了我后来研究的两大支柱。

　　做一个历史学家

　　笔者：你怎么会在《收获》开“封面中国”专栏的呢？具体写作过程又是怎样的？

　　李辉：2001年，我为中央电视台的8集纪录片《在历史现场——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》担任总策划和总撰稿，为了收集资料去了一趟美国。回来之后就和《收获》主编李小林谈起过美国的见闻，她很感兴趣，就鼓励我写专栏。

　　都说中国人健忘，过去对历史往往是单一的解释，我想至少要有故事串起来的历史，这些故事又不是虚构的。原来想准备充分点再写，但答应写专栏就给了自己一点压力，写完我刚好是50岁。如果要写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，得有三四卷，越往后写越困难越有趣。

　　一期要写两万多字，写一篇至少要翻译一万多字的英文，当时的地名和人名还是很难翻的，我又不是英语科班毕业的，不像董乐山先生一天最多可以翻译一万字。我第一遍先翻译到本子上，再录入电脑，还要看很多英文书，写作过程挺辛苦，一直想找好的表达方式。

　　上大学前我对文化有兴趣，但读书少，最后悔童子功差，看的名著少，毕竟父母不是做这一行的，又生在农村。到大学才开始正儿八经学英文。写《萧乾传》，我翻译了福斯特，杨宪益先生、董乐山先生他们都是英文高手，经常指点我。写《封面中国》时翻译《时代》的一些文章，我有时也发封Email给董鼎山先生，问这个译法对不对，他毕竟在美国生活。

　　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历史学家，写出带有个人特色的历史书。民间修史其实是中国传统，我希望这部书是文学的，更是历史的。

　　笔者：《封面中国》的历史味道较之你以前的作品更浓了，对历史材料的整合能力和理解力也更加突出了，那你基本的历史学的训练是如何完成的？

　　李辉：过去我写人物传记，也是历史方面的训练。自己买书最多的还是历史传记，尤其是“二战”方面的，情报战方面的也不少。史料从来是第一位的，如果一个考据的论文做得好，就是很好的博士论文。

　　我在大学已经完成了历史学方面的训练，我写《萧乾传》、写刘尊棋写黄苗子，都是先编大事记。写《沈从文与丁玲》，先是校勘，先查沈从文当年在《国闻周报》上的文章，后来又采访了当事人施蛰存先生等。

　　我在写文章时尽量多引用一些资料。这几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几万块钱的二三十年代的书和资料，包括北伐时期的传单，中原大战时丑化阎锡山的漫画……这些资料图书馆不一定查得到。投入上我是下了功夫的。

　　比如，我搜集了商务印书馆“小学生文库”中“地理类”第一集《东三省》1934年2月的第一版和1937年6 月的第五版。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比，发现一本本来只有100多页的地理小册子，被删除的有反日内容的章节居然有将近50 页，这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做出的修改。这也涉及历史资料的整合能力。恐怕对历史的判断比历史学的训练还重要。

　　笔者：读你的作品，往往会觉得你笔下的历史不那么枯燥，这是你刻意的写作风格吗？

　　李辉：现在的历史不好看，应该多一种个人写法。杨念群教授最近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文章《中国史学需要一种 “感觉主义”！》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我的观念和他的“感觉主义”有一定吻合。故事应该建立在细节上，写史的人应该注重细节。

　　中国人写史很大的悲哀是人云亦云，没有第一手资料，100年后怎么叙述还很难说。档案、书信和日记是很重要的三种资料，前些年我编自述多，但回忆有时也是不可靠的，现在我编书信比较多。最近我在编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刘节的一部书信集。我在加大编选资料的量，为将来写史的人做一点准备。为什么大学都让学生做宏篇大论呢，为什么非要“论中国的…… ”？

　　独到的发现

　　笔者：我觉得2001年你翻译的《走进中国》一书是你写作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，这本《封面中国》是在这个线索上的继续深化和拓展吗？

　　李辉：我也最看重这一部书。研究巴金是起步，80年代我最重要的作品是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，然后是《沧桑看云》。我过去20年的书都是在为这本做准备，和文化界的交往，帮助我理解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。现在正在做的书是《黄苗子谈民国》。

　　笔者：在《封面中国》这本书里，你还有不少独到的发现。

　　李辉：这个书就是要引起读者对民国史的兴趣、对外国人视角的重视。我们通常把宋子文简单地概括进蒋介石为首的 “四大家族”，但宋子文和蒋介石是有矛盾的，他留学美国，曾经想取代蒋介石。

　　中美关系也没有那么简单。越是专业人士(优势是严谨)，也越容易受束缚，缺乏独立思考的勇气。历史和文学一样，都是多样的。

　　“九一八”事变中，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？“西安事变”中，张学良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？这些章节我还是比较得意的。越往后面越好看，越有历史学家的味道，有站得比较高的味道，有跳出了时代局限的味道。

　　笔者：《封面中国》的截止时间选在了1946年，为什么？1946年以后的部分会接着写下去么？

　　李辉：1946年是一个重大拐点，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更替；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；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。这一年，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，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破裂，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 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。这一历史性的变化，则将从另外的层面和角度深深影响中国后来的行程，留下诸多可供思考和描述的话题。

　　《时代》1949年3月就用毛泽东做了封面人物，但它的创始人卢斯又是反共的。当时美国存在两派意见，一是否承认中国，二毛泽东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铁托。这些要是接着写可能非常有意思。1950年的《时代》封面用过台湾省长吴国桢，正好是韩战爆发时，还谈到台湾地区是否“独立”的问题。周恩来上了1952年的《时代》封面，是因为他频繁处理外交。

　　从1947年到“文革”前，如果写得详细，一卷可能还不够。“文革”到邓小平复出，中间有中美关系解冻，还掺杂着中印战争，中印关系又很重要。这些涉及当代史的很多问题，很多对现在有参照作用。我们以为很多问题是突然发生的，其实不是。如果第一卷的反响不错，我争取明年下半年开始写后面的，今年开始翻译一些需要选用的《时代》文章。未来可能是每十年写一卷。

沿着“封面中国”走进1923~1946年的中国

2007-06-04 中国青年报 阅读周刊
李辉

几年以前，学者李辉在《收获》杂志开设专栏，以上世纪美国《时代》周刊上刊登的封面中国人物作为主线，史底钩沉，如实笔录，折射出发生在1923年 ~1946年间的中国故事。这些人物依照顺序有蒋介石、吴佩孚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溥仪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陈立夫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罗瑞卿、陈毅、李富春、林彪、邓小平等。最近该栏目结集成书。下文是李辉为本刊撰写的独家文章。

李辉 学者，《封面中国——美国〈时代〉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（1923~1946）》作者

历史总是充满诱惑。

它是怪物，让人着迷，让人恐惧，让人无法摆脱。

越看，越着迷，越感到自身的无知与浅薄。在启动了过滤、删减、淡忘、格式化等清理记忆磁盘的程序之后，原本非常庞杂、丰富、恢弘的历史景象，在人们的知识库和思想库里，常常显得单一、狭窄、肤浅和乏味。即便离我们很近的二十世纪的百年史，我们能说自己知道得很多、认识得很深刻吗？

当然不能。谁也不能。于是，我喜欢历史的诱惑，走进去，以自己的方式。

这一次，我把1923年创刊的美国《时代》杂志上的封面中国人物系列，作为我走进二十世纪中国百年史的一个途径。我根据封面中国人物出现的次序来展开我的叙述，故曰《封面中国》。

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，实属偶然。

2001年7月下旬，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，我借出1927、1943两年的《时代》周刊。从1923年《时代》创刊，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，而且以人物为主。在这两年的刊物上，有两个中国人是封面人物：蒋介石出现在1927年，宋美龄出现在1943年。

翻阅时，我忽然有了一种好奇：从1923年到二十世纪末，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，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《时代》封面上？

这是一种本能的、职业的好奇。时间匆匆，我未来得及在国会图书馆求证这种好奇，只带回这两年刊物上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复印件。几个月后，同事袁日希送给我的一本画册，顿时让我眼睛一亮：《历史的面孔——〈时代〉杂志的封面（1923~1994）》（The Face of History：TIME Magzine Covers 1923-1994）。这正是我想看到的！《时代》七十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，为历史好奇提供了最好线索。

一天午休时，我拿起这本书随意翻阅，我想数数到底有多少人次的中国人物在封面上出现过。一边看，一边用铅笔做标记、夹纸条。很快，统计就出来了。将近八十年时间里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：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溥仪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陈立夫、陈诚、吴国桢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罗瑞卿、陈毅、李富春、达赖、林彪、江青、邓小平等。在他们中间，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邓小平、周恩来，其余均为一次。

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，但与中国事件有关，故也可归于此列，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、日本天皇；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、六十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、七十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……

有一天，我终于决定推开好奇这扇窗。在旅居美国的友人万树平兄的帮助下，我开始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、中国事件的《时代》杂志以及相关著作和资料。我知道，翻阅它们，就是翻阅历史，就是浏览丰富多彩的世纪人物画廊。读过一本专门研究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专著《谁在〈时代〉封面上？》（Who''s On TIME），作者列努斯（Donald J．Lehnus）研究的是1923~1977 年的封面人物。作者有句话说得很好：“那些经常出现在《时代》封面上的人物，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。”当我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，脑海里浮现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。

我决定写这样一部书，并在2005、2006年率先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开设“封面中国”的专栏。两年时间里，我沿着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线索走进民国史，叙述民国史。已经完成的部分，是关于1923~1946年的中国。

时间距离今天并不遥远，但当年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，却显得那么难以接近，难以解读。翻译——串连——叙述——梳理……在这样的步骤中，我寻找着能够走进历史真实场景的路。能否找到并不重要。是否准确，其实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有了自己的方式，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描述角度和编年体式的描述方式。

好在《时代》封面人物为我提供了一个途径。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中，我先后选择了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宋美龄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币原、溥仪、汪精卫、陈诚、史迪威、宋子文、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，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我采取以翻译并摘录《时代》报道原文，与当事人回忆录、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，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。同时，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，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、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，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、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。我希望这一方式，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、那些人物的兴趣，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。

目前已完成的“封面中国”系列的历史叙述，结束在1946年。这一年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。在我看来，1946年至关重要。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交替；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；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。另外，同样重要的是，在这一年，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，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破裂，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。这一历史性的变化，则将从另外的层面和角度深深影响中国后来的行程，留下诸多可供思考和描述的话题。

1946年之后的《时代》，依然以它的方式关注着中国。一个个中国重要人物，仍将陆续成为它的封面人物。1947年，陈立夫； 1948年，蒋介石；1949年，毛泽东；1950年，毛泽东；1951年，周恩来；……这些封面人物的叙述，仍呈现出一部新的历史。我希望当有机会再次以“封面中国”与读者见面时，自己对历史能有更好的把握、更好的叙述。

我非史学家，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。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、感悟现实，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。

我很欣赏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：“其实，历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。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。”我想，一个描述历史的人，无论采取何种方式，采取何种角度，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，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，凝固成历史。虽非全部，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。

写一部个人的中国现代史甚至二十世纪中国史，这正是我的奢望。为此，我将继续走进历史的诱惑。